【水利史】长沙河道发现183岁刻字石碑 清代河长制浮出水面

时间:2017-09-22作者:浏览次数:1666次

今年七月的洪水退却后,一块埋藏在河底的刻字石碑得以重见天日,前不久,浏阳市集里街道西湖村村民徐先生就有幸遇见,并见其字迹清晰,碑文颇具意义,便喊人将其搬回家中,经过逐字推敲,他觉得该石碑应该属于文物,并与记者取得联系。


记者与市博物馆专家任新民前往考证,揭开了一百八十多年前清朝道光年间一段关于河道管理的历史。




石碑是在西湖村一条小河里发现的,在这条小河与浏阳河大栗坪闸坝汇口处,河水仅没过脚踝,徐先生指着一座被藤蔓掩盖的古石拱桥说,他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这块规整的石碑。


“以前我们也经常从这里过,但没有发现有这么一块石碑,可能是上个月洪水将这块石碑冲刷了出来。”徐先生说,洪水退却后,小河里水浅且清澈,前不久他从河边经过时,不经意间发现河水下浸泡着这么一块长方形的青石。


出于好奇,徐先生下到河底,透过清澈的河水,他隐约发现青石上刻着文字。“有文字肯定就是一块石碑,所以我就挑能辨认的文字,大致了解到这是一块与河道管理有关系的石碑。”徐先生说,通过查看石碑的落款时间,他觉得这块石碑不简单,“时间部分有缺失,但能辨认出一个光字,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清代道光年间所立。”



此外,徐先生还在碑文中发现了几个人名,其中一个就是清代道光年间当地比较有声望的人物邱之稑。“他是浏阳礼乐创始人。”这一发现,让徐先生十分惊喜,他认为该石碑应该属于文物,希望能有文物专家前往考证,如系文物,他愿意归还国有。




记者联系了市博物馆专家任新民,并将徐先生拍摄的石碑照片发给了他。


在查看照片上的碑文后,任新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,他告诉记者,从可辨别的文字来看,该石碑属于为了管理河道而设立的告示文,具有政府官文性质,有约束性,“这种专门针对河道管理设置的石碑,在浏阳发现的并不多。”



在徐先生家中,任新民仔细查看了石碑,并现场对碑文进行了释译。“碑文都没有标点符号,且部分为文言文,所以需要标注标点符号,以便现代阅读。”任新民说。


经过释译后的碑文内容为:“今因上年不法舟差籍运粮派丁淘洪按户叫嚣,闾间小民实系受其屠毒,具禀邱之稑、邱之觉、刘我寅等。奉宪批示严禁:浏阳县虽属滩河,货船既无阻滞,粮船何至难行,准出示严禁押差船户人等,不得籍运漕粮大堤毁坝毁车,致碍粮田灌溉,如遇滩浅之处自行淘洪前进,亦不准按粮派丁,故滋扰累,如敢不遵,定行拿案,严行重处。道光十四年(1834年)十月初三日示”。



“这是针对河道管理的弊端,通过当地知名乡绅禀报浏阳县府,并奉宪批示发布的一则河道禁令。”据任新民介绍,碑文的大意是说往年有一些不法之人借口河道运粮,向当地民众摊派疏通河道的任务,导致民众深受其害,现通过当地乡绅邱之稑等人禀报县府,特颁布禁令,并对不遵循禁令的明确了处罚措施。




据《清史研究》《中国水利史》《清代河道总督研究初探》等资料,清代河道管理制度主要承袭明代制度。明代灭亡以后,清政府出于保证漕运的重点考虑,于顺治元年(1644)设置河道总督一职,专门负责黄河、运河、淮河等流域的治理与防护,并形成定制。


随着治河工作的全面开展,对河道职官的设置与职能发挥的要求越来越细化。至雍正时期,清政府将河道总督这一职司一分为三,分别为江南河道总督、东河河道总督与北河河道总督,最终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河道管理制度。


清代除河道总督专门负责治理河患以外,还经常性地派出中央河防专员。而且,清政府也沿袭了明代地方官员协同治河的规定,最终发展成为由河道总督、地方督抚以及中央河防专员共同参与治河事务的三重河道管理模式。


“在地方,一般都由县府负责河道的管理,与现在相比,虽然没有明确提出‘河长制’的概念,但也是由专人分辖区负责。”任新民认为,碑文中提到“具禀邱之稑、邱之觉、刘我寅等”,实际上就是由此三人负责该河道的管理。


《历代琴人录》记载,邱之稑自幼喜好音律,且熟谙琴学,决心创制古乐,长大后虽然饱读诗书,却无心科举,专事古乐研究。道光年间,浏阳县令杜晓平奉上谕倡祀孔乐舞,邱之稑为总教习。通过努力,邱之稑仿古制,制成浏阳古乐。


邱之稑所著《律音彙考


“邱之稑在当时是比较有声望的,所以通过他们来管理河道,能起到很好的令行禁止的作用。”任新民说,清代中后期通过有声望的乡绅来管理河道,在此之前也曾有发现过,“几年前,我们在杨花观音阁庙下游河边约200米处,也曾发现过一块立于清朝嘉庆年间关于河道管理的石碑,这说明前人的管理智慧沿用至今。”



源自《浏阳日报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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